边兰春：城市更新的内涵演进与现实应对

导读

11月25日，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21场平行会议拉开序幕。学会常务理事、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边兰春于专题会议五“城市更新、品质生活”中，受邀发表了题为“城市更新的内涵演进与现实应对”的特邀主题报告。报告从城市更新的内涵演进、城市转型的问题梳理、城市更新的应对策略三个方面探讨了城市更新与品质生活的联系与融合。

本文字数：50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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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兰春

学会常务理事，学会城市更新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路易斯·芒福德在1930年代就写了《城市文化》这本书，书中写到：“城市文化的构成状况决定着最终产物的品相”，这句话和“品质与共享”的大会主题非常接近。品质的形成实际上和城市文化有关联，文化的塑造是多方面的，城市运营过程中产生人类文明，而城市又是文明生活孕育的场所。不同的城市质量，影响不同的文化，最终影响人类自己，过去的城市会带给我们这种强烈的印象。此外，地域、国家、制度也对城市形态和城市品质产生影响。总体来讲，对城市品质的理解需要基于对城市发展变化的认识。

城市由于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分工而存在差异，例如北京、巴黎和巴塞罗那，从老城到新区的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但是也可以发现，城市间也存在相似性，比如发生在不同城市里的街道生活，成都人聚集在一起露天喝茶的情景，波士顿人在昆西市场街边坐着聊天，看着游人，巴黎的街道上也分布着活动的人群……,不同的城市却有着非常相似的街道生活场景，这些城市在演进过程中具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但营造出的有品质的人的生活状态又有很多相近之处。

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的城市，在各自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城市更新实践也会有相互关联性，城市更新的讨论应该深入认识其内在规律性，包括曾经有过的不同的经验教训和实践认知。20世纪末的中国大都市，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交通拥堵、住房短缺，而20世纪初的伦敦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样给城市带来了持续的压力和影响。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但驱动城市生长的城市化动力有近似之处，而且采取的更新改造方式，如建摩天楼、快速的机动车交通等，在美洲、欧洲和中国也是相似的。只不过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应对城市快速生长，采取的应对手段和方法是不是很准确？欧洲七十年代后开始反思，美国也试图通过城市设计去改进城市建成环境，有些就是在修补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欧洲部分城市早早就发现了自己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妥，放弃了大拆大建，推到重建的一些策略。就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形势而言，人居环境演进与聚焦生态文明、城市扩张发展与城乡统筹转型、追求文化创造与回归人本城市，这些都是当下我国城市更新发展中亟待关注的重点。

城市更新的内涵演进

在讨论城市更新演进的内涵时可以看出，每个时期采取的对策都有其时代特征和烙印，也反映了当时急迫的社会需求，并最终产生空间环境的回应与结果。城市风貌的千篇一律，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城市病，就是最终城市空间环境回应的结果。虽然应对需求做出选择没有错，采取策略解决试图问题也没有错，但最后的结果为什么不够理想，这是值得深思的。例如，1940—1960年代，欧洲战后解决战争对城市的影响，核心就是城市重建与城市复苏，解决城市基本生活居住空间。到1970年代时开始讨论城市更新，以及内城更新与城市再生。随后到1980-1990年代的城市再开发与城市复兴等。欧洲城市更新模式的转变反映了对不理想的空间环境结果的深思和改变对策的过程。

城市更新最初缘起是应对经济增长停滞问题，如何使经济具有活力，如何处理社会问题，如何形成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一直是城市更新里讨论非常核心的内容。但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或是非正规的，很多都是将政策手段、空间策略和社会行动综合起来，最后达成一个良好的城市环境品质。我国的更新发展也有理念变化的过程，早期在五六十年代就是解决短缺的问题，这个和欧洲五十年代非常接近。这样一种方式就是修房和建房，把破败地区改造建成房屋。再后来还需要更高的品质，就采取了完全重建的方式，大片城市地区进行改造。当然那个时候有“更新”、“旧城改造”等很多用词，后来有了标准词：“房地产开发”，但本质都是对城市更新过程。之后发现不用房地产开发，城市可以进行自我更新，可以有新天地模式，也可以有田子坊模式，可以一点点把文化和保护融合在一起，创造不同的城市再生环境。到现在再提更新时，出现了两个热词：一个是存量和更新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双修和更新的关系。但还有一个词也应该被纳入进来，即把这次大会主题——品质提质和更新结合在一起。

此外，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可以从学习城市史、建筑史都会谈到两个人来分析。一个是现代主义的鼻祖柯布西耶，他写了《光辉城市》这本书，希望巴黎用土地经济这种方式改造，而巴黎为什么没有用土地经济方式塑造这个城市，而是追求空间价值？回答现代主义对城市的影响，詹克斯在《后现代建筑语言》这本书里，一开头就危言耸听地宣布：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死亡。他用这么一个故事来告诉所有人，后现代主义思想应该成为新的建筑和城市主流。在那个时候，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化。再发展就有这么一本书出现，叫《城市街区的解体——从奥斯曼到勒·柯布西耶》，书中做了大量研究，讨论了欧洲很多传统街区解体。在1961年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一个是芒福德，还有一个是雅各布斯，他们对城市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一个是在城市发展史角度，芒福德把土地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变成一个整体来讨论，告诉读者城市复杂的更高层次文明空间。雅各布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记者，把传统规划精英思想全部彻底的批判，把城市建设成如此不堪的情景就是因为规划带来的影响。这对于如何理解城市以及城市的转型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综上，如果反思城市更新的话，一是要把城市更新的工作放到一个多元尺度实践当中去做；二是相关制度的健全，这是城市更新应该努力去探索的；三是技术工具的支持应该更加多样化，包括现在很多学者讨论的社区更新中的居民参与；四是公众参与的路径，这是将来更多需要在城市更新里加以讨论的。

城市转型的问题梳理

我国的城市更新面临着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一，景观生态与安全格局，通过MIT的空间影像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大都市核心地区就是一个超高密度发展的状况，且绿地资源相比其他国际化大都市呈现极度的短缺。

第二，地域文化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视角也要关注基于城市文化特色的风貌塑造，思考风貌被破坏了有没有可能再进行修复的对策。

第三，土地资源与精明发展，一方面，土地资源对城市的发展有影响，新加坡高密度但可以建设成花园城市，我国高密度就建设出一些100米，30层的居住形态，而美国走的是另外一个方案：居住建立在汽车轮子上。另一方面，对城市理解的不同，也导致了我们城市更新改造路径不同。例如，欧洲传统的开放街区与我国的封闭小区，门禁社区、单位大院这些只有中国城市里才会出现，为什么中国有大院式方式，为什么大院门口还有门禁？原因其实很容易理解，即作为买了小区房子的业主，绿地使用都和自身有密切关系，小区打开之后周边人都进来，“专有“的资源会被共享。这样一个约定俗成，非常正常的空间组织方式，最后却形成了非常糟糕的空间形态。

第四，邻里交往与活力场所，尊重城市历史依循的空间特色，注重城市魅力的挖掘和再造。例如，日本京都的历史街区，吴良镛院士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

城市更新的应对策略

第一，休养生息、生态修复与可持续精明化生长。古代城市讲究城市山水格局和城市发展影响，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注重城市形态生长。国外城市也非常注重城市大的格局，在远景战略里会有非常清晰的描述。例如，桂林对于山水城景观格局的延续、华盛顿的城市远景战略、芝加哥的开放空间体系等。再比如芝加哥湖边千禧广场，广场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不断改造，不断更新，底下有大量停车场，上面有绿化、公园、雕塑，只有当环境一点点形成时，我们才能理解更新是漫长的，而且永远在滚动的过程。

第二，固本生根、城市修补与城市性特色化发展。在城市修补过程中对城市性应有更多理解和了解，怎么构筑宜人开放空间和城市生产形态，恰恰也是需要去做的。例如，美国园林之父奥姆斯特德为波士顿打造的“翡翠项链”，已成为影响城市形态非常重要的空间载体。更新需要的不一定是把所有存量都使其重新带来土地经济价值，而是应该通过政策的应对去带来更多的空间价值，产生社会效益。国外把公共空间系统严格落地的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如柏林所做的规划中，在原本的城市中心设计了一条公共绿带，当东西柏林割裂后，这条绿带就成了两个城市的边缘地带，而且东西柏林一直都延续了这条绿脉。在两德合并之后，这条绿带又重新变成城市最开放，最聚集的地区。所以城市形态、街区形态，一直是沿着历史骨架一点点向外延伸。很多城市经历了几十年变化已经找不到原来的踪影，原因就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命运完全革掉，造成了文化基因断裂。再比如罗马，看起来街巷非常复杂，有些地方非常混乱，但却是城市最重要的空间线路，同时也是文化的线路和历史的线路。

第三，滋养城脉、包容共享与公共性品质化再生。存量也包括更广泛的内容，例如，首尔的清溪川，过去把一条臭河变成高架路，现在重新恢复成一条自然水体时，带领周边地区不断更新，带来周边地段土地价值不断提升。虽然我国也试图进行这样的城市更新工作，但发现当中最难的地方是我们的城市被塞得太满了。例如，本人在参与2008年对北京的什刹海进行更新设计的时候，最大的期望就是将周边的绿地设计成可以让市民、游人便捷活动的地方，不做过多的雕塑小品，因为这个地方的历史不需要用一个牌子告诉别人，周边环境就是历史的存在。再比如，德国的波兹坦广场，通过地区的更新，最大程度上修补了城市周边环境。现在的很多工作都可以在相应的历史阶段找到影子，如我国现在较热的街道的导则编制工作，开墙打洞等与奥斯曼改造巴黎城市街道的方式和理念相似，在如何进行街道控制改造以及街道两边地块的再开发等方面形成一套城市塑造的规则，使最后的空间结果形式非常统一。街道空间就是生活的载体，街道两边如何形成街道的空间，街道的高度，街道两边建筑立面的控制等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街道导则的编制。

第四，激发活力、市民参与与社区性多样化营造。巴塞罗那的公共空间也是经过几任市长不断的营造，才使大家在92年奥运会时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巴塞罗那。反观我国的三年空间环境整治，一年做规划，一年做推动，最后一年把环境收拾一下，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所以有些事情确实需要长效工作才能完成。又比如，波士顿的BIG DIG，联邦和地方政府用15年时间花了150亿来做这个地方的改造，虽然是为60-70年代的现代主义城市改造重新买单，但也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变和营造。因此，现在的城市更新改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最大程度去改善公共空间环境品质，只有品质创造出来才能共享，怎么创造出品质，依然要有赖于规划、设计，包括更新的策略，更新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充分的发动社会力量，社会整体上认识这一点，才有可能解决一点问题。例如，日本的古川町曾经经历了非常衰败的过程，包括河流被污染等，更新从河川修复开始，再慢慢修复街巷建筑风貌、传统的风俗、文化，促使年轻人再回来，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空间。

  结    语  

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可以在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面上实现。从“宏观格局保护，中观街区管控，微观场所营造”开展多尺度的城市特色风貌营造。具体的做法包括：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绿色化，更多强调生态和城市的绿色价值；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创新，协调多元主体在更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把资源进行更多制度设计、分配；见缝插针实的施公共空间改造，包括虽然没有土地经济价值，但有空间价值的街道空间；实现慢行友好，绿色出行的城市转型；延续城市文化脉络，通过公众参与保护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等等。

现在谈更新往往会把存量放在前面，其实可以适当把存量的概念摆在合适的方向。因为谈存量时，还是希望能获得土地经济价值。在有限资源更新过程中，不一定是简单的空间再开发，但可以是空间再赋值，避免存量规划进入新的误区。另外，存量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好地与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结合在一起。在存量资源的更新利用中确实需要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一是加强存量空间资源利用规划理念创新；二是推进城市规划转型及规划师角色转变；三是完善存量资源规划编制技术与管理机制的变革；四是以理念更新带动存量更新制度环境与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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